唐昭宗以王室日卑，发愤欲讨李茂贞，责宰相杜让能专主兵事杜让能

唐昭宗以王室日卑，发愤欲讨李茂贞，责宰相杜让能专主兵事。杜让能再三辞谢，言：“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，不能弭七国之祸。”厥后李茂贞进逼兴平，禁军败溃，京城大震。茂贞表请诛让能，让能曰：“臣固先言之矣！”上涕下不能禁，曰：“与卿诀矣！”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，寻赐自尽，斯则无故受诛，其冤有甚于晁错、齐泰、黄子澄。昭宗既强之于前，复诛之于后，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。国藩在军时，有一时与人定议，厥后败挫，或少归咎于人，不能无稍露于辞色者，亦以见理未明故耳。

后唐潞王虑石敬塘之将反，李崧、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，薛文遇沮之；帝欲移石敬塘镇郓州，文遇力赞成之。厥后敬塘果反，引契丹大破唐兵。唐王见薛文遇曰：“我见此物肉颤！”几欲抽佩刀刺之。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，庸人之恒情也。

勉强

孟子曰：“口之于味也，目之于色也，耳之于声也，鼻之于臭也，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也，有命焉，君子不谓性也。”人性本善，自为气禀所拘，物欲所蔽，则本性日失，故须学焉而后复之，失又甚者，须勉强而后复之。丧之哀也，不可以伪为者也。然衰麻苫块，睹物而痛创自至；躃踊号呼，变节而涕洟随之。是亦可勉强而致哀也。祭之敬也，不可以伪为者也。然自盥至荐，将之以盛心；自朝至昃，胜之以强力。是亦可以勉强而致敬也。与人之和也，不可以伪为者也。然揖让拜跪，人不答而己则下之；筐篚豆笾，意不足而文则先之。是亦可以勉强而致和也。凡有血气，必有争心。人之好胜，谁不如我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此强恕之事也。一日强恕，日日强恕，一事强恕，事事强恕，久之则渐近自然。以之修身则顺而安，以之涉世则谐而祥。孔子之告子贡、仲弓，孟子之言求仁，皆无先于此者，若不能勉强而听其自至，以顽钝之质，而希生安之效，见人之气类与己不合，则隔膜弃置，甚或加之以不能堪，不复能勉强自抑，舍己从人。傲惰彰于身，乖戾著于外，鲜不及矣。庄子有言：“刻核太甚，则人将以不肖之心应之。”董生有言：“强勉学问，则闻见博而知益明；强勉行道，则德日进而大有功。”至哉言乎！故勉强之为道甚博，而端自强恕始。

功效

天下之事，有其功必有其效；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。未施敬于民，而欲民之敬我；未施信于民，而欲民之信我；卤莽而耕，灭裂而耘，而欲收丰穰十倍之利，此必不得之数也。在《易·恒》之初六曰：“浚恒贞凶，无攸利。”胡瑗释之曰：“天下之事，必皆有渐，在乎积日累久，而后能成其功。”是故为学既久，则道业可成，圣贤可到；为治既久，则教化可行，尧舜可至。若是之类，莫不由积日累久而后至，固非骤而及也。初六居下卦之初，为事之始，责其长久之道，永远之效，是犹为学之始，欲亟至于周、孔；为治之始，欲化及于尧、舜。不能积久其事，而求常道之深，故于贞正之道，见其凶也。无攸利者，以此而往，必无所利。孔子曰“欲速则不达”也。是故君子之用功也，如鸡伏卵不舍，而生气渐充；如燕营巢不息，而结构渐牢；如滋培之木，不见其长，有时而大；如有本之泉，不舍昼夜，盈科而后进，放乎四海。但知所谓功，不知所谓效，而效亦徐徐以至也。

嵇康曰：“夫为稼于汤之世，偏有一溉之功者，虽终归于焦烂，必一溉者后枯，然则一溉之益，固不可诬也。”此言有一分之功，必有一分之效也。程子曰：“修养之所以引年，国祚之所以祈天永命，常人之至于圣贤，皆工夫到这里，则自有此应。”此言有真积力久之功，而后有高厚悠远之效也。孟子曰：“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，谓其人曰‘予助苗长矣！’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稿矣。”此言不俟功候之至，而遽期速效，反以害之也。苏轼曰：“南方多没人，日与水居也。七岁而能涉，十岁而能浮，十五而能没矣。北方之勇者生不识水，问于没人而求所以没，以其言试之河，未有不溺者也。”此言不知致功之方，而但求速效，亦反以害之也。

君子小人

陈容有言曰：“仁义岂有常？蹈之则为君子，违之则为小人。”大哉言乎！仁者，物我无间之谓也。一有自私之心，则小人矣。义者，无所为而为之谓也。一有自利之心，则小人矣。同一日也，朝而公正，则为君子；夕而私利，则为小人。同一事也，初念公正，则为君子；转念私利，则为小人。惟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，所争只在几微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如是，颠沛必如是，一不如是，则流入小人而不自觉矣。所谓小人者，识见小耳，度量小耳。井底之蛙，所窥几何，而自以为绝伦之学；辽东之豕，所异几何，而自以为盖世之勋。推之以孑孑为义，以硁硁为信，以龊龊为廉，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。君臣之知，须积诚以相感，而动疑主恩之过薄；朋友之交，贵积渐以相孚，而动怨知己之罕觏。其或兄弟不相容，夫妇不相信，父子不相亮，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。君子则不然，广其识，则天下之大，弃若敞屣，尧舜之业，视若浮云；宏其度，则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乌有所谓自私自利者哉？不此之求，而诩诩然号于众曰：“吾君子也！”当其自诩君子深信不疑之时，识者已嗤其为小人矣。

越寨攻敌

行军之道，有依次而进者，有越敌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处者。姑以《通鉴》所纪兵事言之：

宋明帝泰始二年，晋安王子勋之乱，诸军与子勋将袁相拒于浓湖，久未决。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：“贼据上流，兵强地胜，我虽持之有馀，而制之不足。若以奇兵数千，潜出其上，因险而壁，见利而动，使其首尾周遑，进退疑阻，中流既梗，粮运自艰。此制贼之奇也。钱溪江岸最狭，去大军不远，下临洄洑，船下必来泊岸，又有横浦可以藏船。千人守险，万夫不能过。冲要之地，莫出于此。”沈攸之、吴喜并赞其策。乃选战士七千、轻舸二百配兴世。兴世率其众溯流稍上，寻复退归。如是者累日。贼将刘胡闻之，笑曰：“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，张兴世何人，欲轻据我上。”不为之备。一夕四更，值便风，兴世举帆直前，渡湖白过鹊尾。胡既觉，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，翼之而进。戊戌夕，兴世宿景洪浦，灵秀亦留，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径趋钱溪，立营寨。己亥，兴世引兵进据之，灵秀不能禁。庚子，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，将士欲迎击之，兴世禁之曰：“贼来尚远，气盛而矢骤。骤既易尽，盛亦易衰，不如待之。”令将士治城如故，俄而胡来转近，船入洄洑。兴世命寿寂之、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，众军相继并进。胡收兵而下。兴世遂于钱溪立城。

国藩按，是时官军在下游赭圻，贼军袁觊等在上游之浓湖，刘胡等又在上游之鹊尾，更上乃为钱溪。越浓湖、鹊尾两寨而上，立城于钱溪，此险途也。厥后贼屡攻钱溪不胜，粮运中梗，而鹊尾、浓湖并以溃降。此越寨进攻而得胜者也。

泰始三年，魏尉元上表言：“贼向彭城，必由清泗过宿豫，历下邳，趋青州，亦由下邳、沂水经东安。此数者，皆为贼用师之要。今若先定下邳，平宿豫，镇淮阳，戍东安，则青、冀诸镇可不攻而克。若四城不服，青、冀虽拔，百姓狼顾，犹怀侥幸之心。臣愚以为宜释青、冀之师，先定东南之地，断刘彧北顾之意，绝愚民南望之心，如此则淮北自举，暂劳永逸。”

国藩按，宋与魏历世兵争，宋有青州、历城、徐州诸镇，远在海岱，与魏接畛，而下邳、宿豫、沂水、东安四城，乃在淮南，去魏尚远。魏越青州诸镇而进攻四城，此险途也。厥后四城破，而青州、历城、徐州诸镇相继没于魏。此越镇进攻而胜者也。

梁简文帝二年，侯景之变，郢州刺史萧方诸以徐文盛军在西阳，不设备西阳即今黄州，侯景以江夏空虚，使宋子仙、任约帅精骑四百，由淮内袭郢州。丙午大风疾雨，天色晦冥，子仙等入城，方诸迎拜，遂擒鲍泉、虞豫，送于景所。景因便风，中江举帆，遂越徐文盛等军，直上入江夏。文盛众惧而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