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些服膺儒术的人，则常是以夔、皋自许，犹如杜甫自命稷、契，希望“致君尧舜上”一样。这一类人大都迂阔无能，但如房琯之在玄宗、肃宗时，虚名还是很大的，且对高迁也发生了影响。“四夔”之辈，看来走的就是后一条路。然而号称“夔头”的韩会，却不慎坠入元载一党，落得个不光彩的下场。

元载出身寒微，只是利用宫廷内部的矛盾，帮助代宗诛戮威胁王室的宦官，获得了信任，攫取了权势。他也曾经提拔过一些能人，采取过一些有益的措施，但其为人专尚权术，放纵无忌，结果犹如暴发户一样，贪赃枉法，卑污至极。韩会与这样的人交往，就是在出处大节上缺乏检点，这是韩愈一定会引为教训的。

他在许多文章中透露过这一消息，反复思考过文人的出处问题。《进士策问十三首》中一首曾这样提问：

春秋之时，百有余国，皆有大夫士；详于传者，无国无贤人焉。其余皆足以充其位，不闻有无其人而阙其官者。……今天下九州四海，其为土地大矣，国家之举士，内有明经进士，外有方维大臣之荐，其余以门地勋力进者，又有倍于是，其为门户多矣，而自御史台、尚书省，以至中书、门下省，咸不足其官，岂今之人不及于古之人邪？何求而不得也？夫子之言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。”诚得忠信如圣人者，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，有不可乎？况于百执事之微者哉！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，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于朝，其亦有说乎？古代的事，现在为什么行不通？社会发生了变化，士子怎样走上仕途才算是合乎规范？他的结论是：不能汲汲于富贵，不能为了轻躁幸进而获祸。《与卫中行书》中说：

……至于汲汲于富贵，以救世为事者，皆圣贤之事业，知其智能谋力能任者也，如愈者又焉能之？……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。其所不忘于仕进者，亦将小行乎其志耳，此未易遽言也。凡祸福吉凶之来，似不在我，唯君子得祸为不幸，而小人得祸为恒；君子得福为恒，而小人得福为幸，以其所为，似有以取之也。必曰“君子则吉、小人则凶”者，不可也。贤不肖存乎己，贵与贱、祸与福存乎天，名声之善恶存乎人。存乎己者，吾将勉之；存乎天、存乎人者，吾将任彼而不用吾力焉。其所守者，岂不约而易行哉？

就在韩愈进入仕途时，恰又遇到了一次类似前代政局的局面。出身寒微的王伾、王叔文等人，利用侍奉太子李诵的机会，正在搜罗人才，培植势力。这时正值德宗行将病故，重病在身的李诵即将代立，这对急于用事的人来说，正是日后飞黄腾达的一条捷径，也是施展抱负的大好时机。韦执谊就是看到了王叔文的受宠而依附上去的。《顺宗实录》卷五曰：“叔文，越州人，以棋入东宫。颇自言读书知理道，乘间常言人间疾苦。上将大论宫市事，叔文说中上意，遂有宠。因为上言：‘某可为将，某可为相，幸异日用之。’密结韦执谊，并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陆质、吕温、李景俭、韩晔、韩泰、陈谏、刘禹锡、柳宗元等十数人，定为死交，而凌准、程异等又因其党而进，交游踪迹诡秘，奠有知其端者。”韩愈当时已有一定的名声，又是热衷于仕进的人，但他能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自别于“欲侥幸而速进者”之流，不能不说是汲取了他先兄的教训。

贞元二十一年，即永贞元年，刘禹锡年三十四岁，柳宗元年三十三岁，正是意气风发之时。二人少有才名，又有很大的政治抱负，这时遇到施展才能的大好机会，也就很自然地和王叔文等人结合在一起了。《新唐书·刘禹锡传》曰：“素善韦执谊。时王叔文得幸太子，禹锡以名重一时，与之交，叔文每称有宰相器。太子即位，朝廷大议秘策多出叔文，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，所言必从。擢屯田员外郎，判度支、盐铁案，颇冯借其势，多中伤士。……凡所进退，视爱怒重轻，人不敢指其名，号‘二王、刘、柳’。”又《王叔文传》曰：“时景俭居亲丧，温使吐蕃，惟质、泰、谏、准、晔、宗元、禹锡等倡誉之，以为伊、周、管、葛复出，恫然谓天下无人。”可见这一批人，正像前代的“四夔”一样，也是“以王佐自许”的。

柳宗元死后，韩愈为作墓志，一再说到柳氏“少精敏”“崭然见头角”“俊杰廉悍”“踔厉风发”。“子厚前时少年，勇于为人，不自贵重顾藉，谓功业可就，故坐废退”，可以说是走上了和韩会等人类似的道路。

韩愈在《永贞行》中谴责王叔文等一伙人时，有句云：“夜作诏书朝拜官，超资越序曾无难。”这是带有总结历史经验性质的意见，他是反对幸进而主张循资顺序的。